电信诈骗，最早于上世纪90年代在台湾出现。
当时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发放传单和使用“王八卡”电话（冒名申请的电话卡）的方式，声称受害人中刮刮乐和赌马等大奖，但在领奖前必须先寄出一定额度的税金。
在被害人汇出第一笔钱后，诈骗集团再以律师费、手续费、公证费等名目，一次又一次要求被害人汇钱，直到被害人醒悟或钱财被榨干为止。
由于电信诈骗的成功率较高，且不劳而获的金额相对较大，因此很快就成为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犯罪形式之一。大批不良分子、甚至是曾经拥有良好工作的人都纷纷加入。
电信诈骗在岛内引发天怒人怨后，台湾当局的打击力度有所加大。在台湾当局的打击下，台湾诈骗集团开始“产业外移”。
2002年前后，台湾移动电话业务在福建建立信号台。由于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可以接收到台湾的移动电话信号，并且两岸迟迟没有建立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团伙找到了“新路线”。
他们利用两岸没有司法互助条款的空档，将诈骗基地转移至福建福州，福州成为台湾籍诈骗集团的第一个集散地，继续利用“王八卡”对台湾民众进行诈骗。
不过那时候，台湾人到大陆开窝点主要是为了骗台湾人。
第一批来到大陆的台湾诈骗集团为了节约成本，雇佣了有语言优势的福建安溪人充当打电话、取钱的马仔。
这些集团在大陆一般以台商公司名义运作，一个“公司“一般有雇员四十余人，内部管理严密，层级分明。除少数主管外，基层人员都采取军事化管理措施，严格限制外出。
这些基层人员在实际操作电话行骗前，都会接受“公司“内部的严格培训，每人都要熟记工作话术后才能上岗操作。
公司每天都要召开检讨会议，对每一套剧本和话术、每一个“客户”的反应都要经过斟酌并优化，其版本迭代速度和执行力堪比现在互联网公司。
2008年，台湾检警才抓到一批台籍电信诈骗犯，并从他们口中得知福州有一条街的台商都在暗地里从事电信诈骗行业。
这里每日每夜灯火通明，基层员工高达两千人以上，每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台湾本地居民因受骗太多已经很少上当。而此时台湾籍诈骗团伙脑袋才转过弯来，发现自己之前是多么傻，跑到大陆来居然只骗台湾人，而忘了自己身后的大陆才是个巨大的市场。
于是台湾骗子们将对象锁定在中国大陆地区，毕竟这里有同文同种的庞大人口基数，是比台湾更大的肥羊。
因为台湾人的口音破绽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因此在台湾诈骗集团转向中国大陆行骗时招收了更多大陆本土人员（这也为后续本土势力崛起埋下了伏笔）。
如此便形成了严密的三级诈骗手法：
一级骗子最基层，通常是资历较浅的新手，他们是民众一般接到诈骗电话后第一个交谈的对象；
二级骗子经验丰富，主要负责在有人上钩之后，出面扮演具体的角色，例如公安民警或银行主管，加深受害人的信任感和危机感；
当受害人对二级骗子深信不疑后，最资深的三级骗子就会登场，对受害人下达转移金钱的具体指令。
电信诈骗本土势力崛起
台湾人在福建开设窝点既骗大陆人又骗台湾人，原本给台湾人充当打手的安溪人觉得为何不自己单干呢？
于是，中国本土籍最早的电信诈骗团伙在2002年前后出现，手法完全翻版台湾。
有了犯罪团伙，警方必然要打击，随着警方对安溪地区的重点整治，安溪籍诈骗团伙又逃到深圳。
当时的深圳，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人鱼龙混杂。很快电信诈骗的手段像病毒一样扩散至全国，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如湖南娄底、福建安溪、广东电白等等，且每个地区的诈骗手法又各有特色。
不过，大陆本土与台湾电信诈骗集团有者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台湾电信诈骗的产业化程度很高，从话务组到资金组，诈骗的各个环节都有专人承担。
各个组之间互不联系，打掉其中一个组对犯罪集团而言根本没关系，很快一个全新的组重新组建起来，所以打击起来非常难，往往抓到的只能是马仔。
大陆本土籍诈骗集团则多是原始操作，呈现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因此往往抓到一个就能端掉一个犯罪集团。
但最近几年开始，大陆本土籍犯罪集团也开始出现台湾籍犯罪集团公司运营的雏形，而且往境外转移窝点。
在大陆本土电信诈骗崛起期间，各种欺诈剧本轮番上演：
1、2002年前后 “脑溢血”“车祸”骗术蔓延
这一时期诈骗分子主要操作的是“脑溢血”诈骗案。
诈骗人员通常在各大车站收集旅客手机信息，然后冒充医务人员，打电话谎称外出人员在异地患脑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车祸，哄骗其家属将所谓 “手术费”“医疗费”汇入指定账号，少则几千、多则十余万元。
2003年5月26日，在广州做玉器生意的郑剑花突然接到福建老家打来的电话，告知其父亲在火车上突患脑溢血，急需救治。
她按对方留下的号码，与“主治医师”和“院长”取得联系，对方以病情的变化两次要求汇款，她汇去13.9万元。
当天13时许，郑剑花被要求再付10万元。有所察觉的她当即致电医院查询，获悉并没有类似病人，才确知受骗。
2、2010年前 “中奖”、“重金求子”利诱
2002年到2010年间，电信诈骗猖獗，但技术含量普遍不高，最寻常的诈骗方式还是画饼利诱，作案人巧妙地利用人对利欲的渴求实施诈骗。
2009年，浙江省龙泉市龙塘村的瞿清菊收到一封中奖信，奖区显示她中了价值29万元的丰田轿车。
瞿清菊赶紧按信上电话联系兑奖办公室，对方“证实”她中了奖，但要兑奖得先交6万元所得税和公证费。由于瞿清菊多了个心眼去邮局询问，才没被骗到。
27岁的李树芳是江西余干县石溪村人，她因从事“重金求子”诈骗被警方抓捕。
“重金求子”作案人声称自己是富婆，丈夫年龄太大或无生育能力，急需找一名健康男士帮其怀孕，诱饵是成功后的重金酬谢。
一旦有人“上钩”，作案人会设计“诚意费”等环节让受害人不断打钱。
3、2010年起打着“公检法”等旗号行骗
2010年以后，电信诈骗案在原有作案手法的基础上手段翻新。
最初，犯罪分子以电话或银行卡欠费、法院传票、车辆违章、异地电话卡欠费等为由头，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称事主身份信息被盗用，且涉嫌洗钱、涉黑和诈骗等犯罪，要求对事主的银行账户进行处理，从而对事主进行诈骗。
之后，还有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社保部门工作人员，编造银行卡透支要还款、有社保金领取等虚假信息行骗。
2015年12月20日，贵州都匀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局财务主管兼出纳杨某接到“上海松江公安分局何群警官”的电话，对方称其信用卡存在问题。
在“何警官”诱导下，又有自称“孙检察官”和“杨检察长”的人联系他。
指示他登录虚假的 “检察院”网站，并故意让他看到虚假“电子通缉令”，使他坚信自己涉嫌“犯罪”。
并指令他下载软件配合“清查”，直至单位的1.17亿元资金全被转走才发觉被骗。
4、2012年后网络诈骗频发
73岁的上海市民谢老伯曾在某购物网站订购了两个拉杆箱，随后接到了一名自称箱包店老板的电话。
“老板”以谢老伯所购买商品缺货为由，向其发送了一条网站链接，请他进行退货操作。
谢老伯按对方提示输入了自己银行卡号以及支付宝密码后，这些信息就被骗子窃取到了。此后，骗子将他银行卡内的86万余元存款悉数转至理财账户内。
5、2015年起借大数据精准诈骗
大数据时代，通过互联网，骗子可精准地找到被骗者的姓名、性别、家庭住址、职业、爱好乃至最近关注的事物、当前的状态。
山东的“徐玉玉被骗死案”及北京的“清华老师被骗千万案”即是如此，骗子知道徐玉玉申请助学金的情况，骗子也知道大学老师进行过房产交易。
李女士是武汉一家公司的会计，2016年5月6日下午，“总经理”加她微信，将她拉进一个群。群成员中公司领导和同事的名称、头像都正常。
“董事长”在群中说他在外地开会，不要打他电话。“董事长”要李女士联系“蒋总”，并称合同保证金已打到了他个人账户。但李女士联系时“蒋总”称合同有出入，要求把款项退给他。
“董事长”让李女士从公司账上转85万到对方账户，并称“晚点再把款补回公司”。
李女士全盘照做。
下午5点左右，李女士走出办公室，发现真正的董事长正在隔壁办公。
境外网络赌博据说很早就开始了，但是发展的最疯狂的是2015年后。
由网络赌博延伸出了“杀猪盘”诈骗。
金融诈骗与网赌赌博与以往相比，产业化程度高、抓捕难度大。
这么多年来，电信诈骗手段花样不断翻新，“剧本”不断更换，但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 “账户”这个关键词——首先让你失去判断力，再弄走你“账户”里的钱。
电信诈骗为何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收益高，不与被害人发生直接的接触，追查难，判刑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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